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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小莲:记忆的颜色_文化

互联网 2022-01-20 06:26:08

[摘要]建军捧着已经不热的饭盒,被允许走进爸爸的房间。爸爸从来不说话,接过饭盒的时候,依然专注地看着儿子,这是建军最害怕的时刻,他不知道该如何正视父亲的眼睛。

青灰色的老宅子

生活已经远比小说更加戏剧化,故事也更加出人预料。

建军赶到老宅子的时候,正当正午,可是太阳没有露脸,那一条街上就是灰蒙蒙的一片,连墙壁上写的“拆”字都已经掉了颜色。很多房子,被人家拆去了门槛、窗框还有房梁,连屋顶都给掀了,只剩下歪歪斜斜的砖瓦墙孤零零地戳在地面上。老房子,其实没有让人感觉有多少历史的存在,破败的墙皮,歪歪斜斜的阁楼,显出一派衰败。突然,太阳从云层里冲出来,把整条街,照耀得模糊暗淡,像揉面似的,就搓成了一团。层层叠叠,破破烂烂,还皱皱巴巴的,透过那些窗框,看见一些撕破的领袖画像,还有陈年老旧的才子佳人的年画。怎么会是这样的呢?想想爷爷奶奶和大伯,这几代人,就是在这样的地方,居住了近七十多年。

建军带着哈苏相机,这显然和那个“拆”字非常不吻合,它似乎在跟这个老宅子较劲,看谁更老更有历史。为了找到哈苏的胶卷就花去不少时间,“拆”字是和数码相机同时诞生的。他完全可以拍完照片,在电脑上,把那个“拆”字重新做出浓烈的红色。可是,建军就是不想那么做。他越来越接近那条街时,原先的怀旧的冲动却渐渐消失了。更不会想到,看见老宅子的时候,竟然毫无遗憾,觉得这房子要是早点拆掉,那该多好啊!奶奶活着的时候,至少还能过上几天好日子。现在,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,突然就要消失了,连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奶奶当初怎么没有告诉下一代?

街道上没有人,马路也变得坑坑洼洼,风刮过的时候,就觉得颜色被风带走了,带得那么彻底。过去,这条街叫“瓦厂街”,因为在街的尽头有一个小砖瓦厂,大家搭建屋顶的瓦片都是从那里烧出来的,青灰色、弧形的。屋子的背后是老城墙,站在破败的城墙上,看见的是高低有致的瓦顶,就像看一幅国画,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,在深灰色的老城墙边上,一片青灰色的瓦片,齐齐整整地勾勒出一条街道。暗处,简直是国画里很难买到的赭褐色,里面渗进浓浓的咖啡色。太好看了!后来,城市大建设的时候,老城墙被拆掉了,很多人家在半夜的时候,去偷老城墙的砖头,不光是为了多几块砖的缘故,是因为那都是明朝的砖瓦,是用糯米灰浆黏合的,结实、成色好且耐用。现在,拆迁的时候,老城墙的砖瓦一块都不见了,就连屋顶上深褐色的瓦片也给卸了,于是城外一景,刹那间就消失了。

 彭小莲:记忆的颜色

奶奶抗战的时候,带着全家,从大别山“跑反”回来,原先在瓦厂街建的两层楼的客栈,已经被日本人烧掉了。但是,宅基地的地契,奶奶在逃难的时候紧紧地贴身藏着。一直到1938年的秋天,南京城外变得相对安定点,奶奶什么话都没有说,把自己的嫁妆盘点了一下,拿出地契,重新在原址再建了她的客栈。那时候,奶奶还年轻,刚到四十,她坚持要在老城墙角下再建这个客栈。屋子不远的地方,面对着秦淮河,客栈就是为了让跑山货的人住的。房子其实很简陋,二层楼的板房,是用杉木建的,进门的堂屋是烂泥地,起伏不平;只有进了客房,才铺上薄薄的一层地板,踩在上面还会有弹性。有时候地板烂了,一踩上去就会塌陷。奶奶都是亲自动手修补着客栈。

奶奶就生了两个男孩,不是她懂得计划生育,是男人(爷爷)从来就不着家,就她一个女人操持着一切。爷爷说他去闯码头了,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吃在家里呢,总要出去做一番事业回来。爷爷一去就是数年数月的没消息,带来的消息,就是问奶奶要钱。奶奶总是把手上那点小钱盘过来盘过去,先要把小儿子读书的钱存下来,(建军的父亲)正在上初中。大伯,已经小学毕业有年头了,奶奶喜欢大儿子,说他读的那点书,已经够用了。就把大伯带在身边管账,这客栈就全是奶奶一手经营,大伯抠钱,然后巴巴结结维持下来了。

奶奶手头的第一桶金,是曾祖父留下来的,他看自己的儿子不靠谱,就把钱交在奶奶手上,这真是交对了。曾祖父,是在长沙参加了湘军,跟着曾国藩一路打到北方,所以是湖南的姓氏,姓钟。曾国藩打败了洪秀全收拾了太平天国,就裁军了。曾祖父拿到了一笔遣散费,跑到南京老城墙下留下来。他把儿子从湖南接过来,讨了奶奶。奶奶开着客栈根本忙不过来,等大伯上小学的时候,就给他找了一个童养媳,帮着带孩子、帮着奶奶操持家务。不管怎么说,奶奶对童养媳还算不错,等大伯和大伯母都长大成人,到了结婚的合法年龄,就让他俩补办了喜事,正式娶进了钟家。

奶奶是那条街上的一个人物,大人孩子都管她叫“奶奶”。小的时候,建军的父亲尽量不让自己的儿子听奶奶胡说八道,因为奶奶一直会给孩子灌输那些“不健康”的东西。直到今天,建军想听的时候,已经再也听不到了,也是在听不到的时候,他才明白,那些“不健康”的东西,叫“传统文化”。

空间和时间的经验,给建军的成长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受,走进奶奶的空间,他会充满好奇。奶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。在她五斗柜的木抽屉里,垫着一张旧旧的报纸,报纸下面藏着一块已经很旧的红布,好像那红布是从她穿破的棉袄上撕下来的,还可以看见有一块小缎面,闪烁着光泽。红布包里裹着三个孔方兄铜钱,钱币已经被不知道多少双手摸过,上面的黄铜被擦得铮亮铮亮。在他们居住的那条街上,只要有人家的孩子跑丢了,谁家有人生大病了,或者遇上出门办事、婚庆葬礼,还有盖房打地基,总之有大事出现的时候,人家一定是要来找奶奶的。但是,解放以后,这都算是封建迷信。所以,只有很晚很晚的时候,奶奶才让人家躲在楼梯黑乎乎的夹层间,她举着油灯,坐在小桌子前,让对方先安静下来,认认真真在心里把他要祈求的事情,念上三遍。等思绪全部集中的时候,对方要对奶奶点一下头,奶奶就会打开红布包,拿出那三个铜钱,翻开对方的手,将三个铜钱放在人家的掌心里,再将对方的手握住。

“你在手心里摇一摇,然后把铜钱撒在红布上。”

撒开来的铜钱,有正有反,奶奶看了看,就在身边拿出纸头和笔,在上面画符号。就这样反反复复六次,奶奶说:“可以了。”她首先把那三个铜钱,迅速用红布收起来,然后,看着那些符号,嘴里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着,对方从来都是默默地看着她,奶奶就伸出她的右手,用大拇指掐在其他四个指头上,一会儿掐掐这里,一会儿掐掐那里,最后她就会告诉人家,结果如何如何。她说的话,听不懂,都像是经书里的东西,然后,她就会跟人家解释。记得最清楚的是,街上一个孩子突然跑丢了,那家人都快疯了,慌慌张张跑到奶奶这里,奶奶说:“不急不急,先喝口水,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。”不知道奶奶跟人家说了什么,总之离开那里的时候,那家人竟然面带笑容,不住地谢谢奶奶,接着又不断地问道:“最晚是明天下午,明天下午,孩子会回来?”“会!不用等到明天下午。”奶奶的口气很大。

建军回家告诉爸爸,说奶奶真是了不起。可是,爸爸听到了以后就是气不打一处来,说你奶奶又在搞“封建迷信”,教都教不会。孩子丢了,不报派出所,找她能算出个什么东西?她要有那么大本事,公安局都可以关门了,都让她去破案算了。那时候也没有电话,爸爸让建军第二天一大早给奶奶带话去,不许她继续这样瞎搞,立刻去派出所报案,不要耽误了时机,把人家的孩子真的搞丢了。那会儿,从城里到城墙外的奶奶家,即使坐公交车,下车也要走很远很远,但是建军喜欢往奶奶家跑,从车站沿着秦淮河边走,会看见很多很多的小木船停靠在那里,沿河的水上,浸泡着大批从上游运来的木筏子,上面长满了蒿草,木船大小不一,船家的女人就在河边洗衣服洗菜。但这次建军来不及细看,就是着急地往奶奶家赶,到了那里,已经是正午了。只看见邻居带着丢失回家的孩子,坐在奶奶边上有说有笑。奶奶看见建军说:“娃,你怎么来了?”建军愣在那里,半天说了两个字“我饿”。奶奶给建军下了一碗面,里面撒了一点鲜酱油,又煎了一个荷包蛋盖在面上。建军说,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,稀里哗啦一口气就吃完了。奶奶问他:“有什么事吗?”建军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“早知道你来,我就再给你多加一个菜。”“不要了。”建军抹了抹嘴,打道回府。

对奶奶的记忆就像这个老宅子,是青灰色的。他的哈苏彩色胶卷变得多余了,整条街,早就没有了颜色,彩色胶卷也不可能改变这个现象。完全不能理解,老宅子怎么是这么没有色彩的,可是说到奶奶的时候,就像在讲一个童话故事。现实和记忆隔着一层颜色,随着时间的延续,颜色却在一点一点地褪去。爸爸的世界和奶奶是完全不同的,他怕爸爸,但是喜欢奶奶这些奇奇怪怪,甚至鬼里鬼气的故事。不管你信不信,这些事情可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,建军亲眼目睹的,就是解释不清奶奶是怎么算命的。那条街上的人,才不信什么派出所,出了事,就往奶奶家跑。

现在,这条街就要消失了,周围的人家都搬空了,建军想跟一些老邻居打个招呼,却什么都看不见。荒漠的街道上飞扬着尘土,钻进老宅子的时候,觉得没有一个角度值得拍摄,原来整栋房子里,最值钱的是那根横梁,是红松木的质地,整整一棵大树横在屋子上,现在房梁不知道被谁拆掉了;房子后面储藏室的墙壁上糊着报纸,报纸上还有华国锋的照片。那真的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。

一群乌鸦叫喊着,从老宅子顶上飞过,建军低下头,怕眼睛里迷上灰土,他拉起衣服,把哈苏相机包裹起来,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出房子。街面上,冷风吹得让人心里都发凉,身后糊墙的破报纸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响声。怎么这个古旧的老宅子,就这么不值得留恋?建军自己都搞不明白在思考什么。

蓝色的父子关系

时间,让建军一次一次地停留下来,举起他的相机。他一直认定摄影,就是时间的见证,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和这些照片相距甚远,他在照片里看见的,实际上并不发生在他的生活里,是他生活以外的内容。照片只作为来自过去的信息,在证明着他另外一种生活的现象。在他成长的年代,摄影,本身就是一个很奢侈的行业。读小学的时候,他一点都不明白“奢侈”意味着什么,会把它念成“奋多”。

1980年,建军开始干商业摄影了,现在想来,他和他父辈的那一代人,都是从物质非常贫乏的时代走过来的,所以“商业”到底意味着什么,也像奢侈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;尤其是商业摄影,全部是在那里参照西方的作品,他们自己本身,并没有自觉的商业意识。这不能怪他,因为消费者都不知道“商业”的品味,大家连“名牌”的概念都没有形成。在那个年代,哪里能看见什么名牌?好在建军自己的单位——进出口公司,是比国内人更开眼界的地方,他们能看见一些精美的印刷品,那些商业年鉴,还有订货广告,这些渐渐培养出他们的商业品味和追求的目标。但是大众消费的追求,他还是陌生的,更不知道怎么去引领他们。

电扇厂通过关系找到建军,问他是否可以帮忙拍一组电扇的平面广告照片。建军带着他的相机、灯光设备,还有那些遮光板,装了满满一大包捆在自行车后架上,跑去给人家干活了。其实,那时候的电扇也是很粗糙的,即使你怎么打光,在背景上拉上红丝绒的大绒布,也不可能拍出什么了不起的照片——就凭你还在用电扇,就够落伍的。但是,在那个年代有几户人家用电扇?夏天的南京,传说中,把鸡蛋放在大马路上,都会被太阳晒熟。紫金山挡住了南风,整个南京就是一个火炉。

晚上,南京居民街道上,早早就把竹篾子的躺椅、板床,从家里拖出来了。男人光着膀子,穿着大裤衩就直挺挺地躺在上面。小孩也铺着席子,在大人身边睡下。那个没有物质的年代,也没有私人空间,就这么赤裸裸地在月光下,熬过炎热的夏天。但是,这次建军不一样了,他给人家拍了电扇广告,厂家拿不出钱付给他,连胶片和冲洗的钱,都要凭发票去报销,个人是没有酬金的。可是,建军整整忙了一天,就是踩着那一车的家伙赶来,也够辛苦的。厂家说:“我们财政里面没有广告费用,你看,是否我们把新出品的吊扇,用出厂成本价卖给你?”“多少钱呢?”“一百元。”建军想了想,放弃了。因为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六元,三个月不吃不喝换一台吊扇,太奢侈了,再加二十元,都可以买一辆永久自行车了。可是厂里人告诉他,这个吊扇风力大且省电,是他们最新的产品,没有轻工局计划科的批文,是买不到的。这个吊扇,是厂长特批的,市场上卖三百五十元。这把建军说动了,家里要是有个吊扇,那夏天的日子就好过啦。他还没开口,人家说,那就收你九十五元吧。建军说,那不行,厂长都批了。于是,人家把吊扇用布给包好,放上了自行车。钱,会在第二天去安装的时候付清。

这对于建军来说,就是大件啦,他也可以为家里配置一个大件,这让他有了一份成就感。工作毕竟也有五年,这是第一次买了那么一个大家伙。他把吊扇扛上门,用他喜欢说的两个字眼就是“骚包”得很,进门就展示给父亲。完全没有想到,父亲就朝吊扇瞟了一眼,然后冷冷地跟他说:“拿走,明天给我送回厂里去。”

“才一百元啊。”

“你去周围的邻居家看看,有谁家是用吊扇的,用摇头扇的都不得了了。这么贵的东西,我们那么张扬,人家不知道我是从哪里弄来的。”

“你儿子,给人家拍广告挣的。谁不知道我是拍照的。”

“我还在家门口贴告示?”

“不用算了,吊在我房间里。”

“什么你房间我房间的,这东西就不能进我家门。”

“你太不讲道理了。”

“什么叫讲道理,你拿回家的时候,跟我、跟你妈商量过吗?”

“那我们现在商量嘛。”

“我就是不同意。你不想想,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,怎么一下能买这么一个大吊扇?”

这就是父亲,那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父亲,到了1980年代,也还是那一套破衣服。那颜色给人陈旧的感觉,一点都跟不上潮流,刻板、迂腐。建军知道一点余地都没有,沮丧透了,拍什么商业照片,连一个吊扇都用不起的时代。他狠狠地把门甩上。走出家门,就在院子里看见了市委书记的儿子大头,他跟大头说:“我有一个新产品吊扇,卖给你吧。”

“多少钱啊?”

“一百元。”

“为什么那么便宜?”

“你不要管,要不要?不要就卖给别人啦。”

“要啊,为什么不要啊!能让我看看吗?”

建军根本不解释,带着大头回家,进门就大叫:“爸爸,吊扇大头家要了。”

父亲没有搭话,走进自己的房间,把门关上了。大头一看电扇,开心得手舞足蹈。

现在想来,物质的变化,就会渐渐改变人的关系。因为,生活的空间变了,物质要求变了,人,怎么会不变呢?可是,父亲就是不变的,父亲那一代也是不变的。还有对父亲的一份敬畏,也是不变的。一进南京城,父亲是G.L区的宣传部长,很快就提到了区委书记。那里驻扎的,都是省级单位,他们区算比较有钱的,就把区委唯一的一辆蓝翎自行车分配给父亲,那是英国的老牌自行车,每天,他就是骑车上班的。后来,建军理解了,这就是“名牌”。蓝翎是三飞自行车,就是,它是有档次的,你可以骑快骑慢,在车的龙头把上,那个“飞”是可以换挡的。深墨绿的车身,父亲总是把它擦得锃亮,钢圈从来没有生锈。不是因为父亲特别仔细,而是因为这是一辆“公家”的车子,所以必须爱惜。“文革”的时候,这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,他私人占有了公家的东西,每天上班,竟然就把公家的东西,垫在自己的屁股底下。区委大院贴满了爸爸的大字报,上面管他叫“北霸天”。建军偷偷地问父亲:“那南京城的‘南霸天’是谁啊?”“是你王瞎子叔叔。”

瞎子叔叔,是爸爸在安徽一起打游击战的老战友,在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,一个弹片划过他的右眼,把眼睛打瞎了。所以,他在右眼里装了一个玻璃球,看上去有点怕人。但是,瞎子叔叔是特别幽默的人。他是B.X区的区长,周末的下午,就会来看望父亲,在家里喝茶磋商工作。他特别有个性,从来不买上面的账,就是要把工作落实下去,做好。他肯定得罪了很多人,到“文革”的时候,就都来找他算账了。家门口被糊上大字报,几乎把门都给糊死了。第二天,那家门口的大字报全被人撕了,造反派一下冲进他屋子,把他拉在院子里批斗。造反派挥动裹着红袖章的手臂,在他脸上甩来甩去,随时准备出拳打人。瞎子叔叔干脆把那只好眼睛闭上了。

造反派质问他:“你为什么把大字报撕了?”

瞎子叔叔回答:“我没有撕!”

“那是谁撕的?”

“你们没有让我给大字报站岗,我问谁?”

后来他们这批区长一起下放到“干校”,私底下,一直在沟通情报,稍微看管松懈一点的时候,爸爸就会偷偷地跑到镇上买半斤猪头肉。不知道他们怎么联系上的,夜里,一伙人跑到小树林里,拿出了当年打游击的本事,挖了坑,架上树枝,点上篝火,在那里狠狠地吃了一顿烤肉,然后又猫着腰摸黑回到干校,躺在硬板床上,心里那个满足啊。瞎子叔叔带去的是烧菜的料酒,他们就开始互相调侃、互相揭短、互相鼓励,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。等到喝红了脸,是酒精的作用,在黑暗中,他们忘记了空间和时间,热血上来了,竟然在那里谈论起中央的人事斗争,说着说着,就怀疑起“文革”的意义。下半夜酒醒了,躺在床上,想到刚才的那些话,爸爸吓得出了一身冷汗,如果他们中间有谁出卖了大家,就完蛋了。好在,一切都没有发生。现在想来,爸爸他们那时候到底还是年轻,瞎子叔叔都不到四十岁,个个都是理想主义的小青年啊。

“文革”一结束,瞎子叔叔就调到南通市当市长去了。所以,建军去苏北一带搞采风摄影的时候,是一定要代表爸爸去南通看望瞎子叔叔的。但是,那会儿瞎子叔叔忙得根本就没有时间见他,建军冲到他的办公室,就跟他打了个招呼,留下爸爸给瞎子叔叔的二两碧螺春茶叶就走了。

等他踏进家门,还没有来得及跟爸爸汇报,没有想到瞎子叔叔的电话早就追过来了。瞎子叔叔居然用内部的红电话打给爸爸,听完电话,爸爸也觉得事情严重,晚上等着建军回家。那是1981年,中国刚刚流行喇叭裤,建军他们这些搞艺术的男孩子,当然是最先赶上时髦的,他的大裤脚管像拖把一样,在地上甩来甩去,还留起了长头发。那时候,生活条件差,不能天天洗澡,所以那长发一点也不飘逸,黏黏糊糊地贴在头皮上,结成一缕一缕的。爸爸看见儿子出去几个月回来,就成这个鬼样子,又被王瞎子吼了一通,实在没有脸面。于是听见儿子的脚步声,立刻把屋子里的灯都打开了,厉声跟儿子说:“你看看你都成什么鬼样子了?你知道,王瞎子说你什么?”

像小时候跑奶奶那里一样,建军又被爸爸骂得莫名其妙。他没有得罪王瞎子啊。不是得罪,是爸爸的儿子,怎么现在成了这副流里流气的样子。

建军犹豫着,还没有回嘴。父亲又说了一遍:

“把喇叭裤,给我撕了。”

建军还是怕父亲的,气得走进屋子,拉出一条皱皱巴巴的草绿色军裤套上。结果,爸爸不依不饶地追在后面:“把头发剪了!”

建军扔下东西往门外跑,一推门,竟然撞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何群。

“你什么时候到南京的?”

“下午到的。你爸说,你晚上回家。”

那时候他们都是夜猫子,任何时候都可以冲到朋友家里,不要事先预约,也不用打招呼。任何人家的门,对朋友都是敞开的。建军什么都没说的时候,已经看见何群剃的大光头了,就那么贼亮贼亮的脑袋在那里转动。他拽住何群:“走,我要去巷子口的剃头店。”

学着何群,建军的头发,就像小和尚出家似的,开始飘飘扬扬地落了满地。青春就是沸腾的,随便搅和一下,就把人激化了。这下,让他觉得解恨极了,跨上自行车,让何群坐在书包架上,去火车站接人了。南京的暖风,像一个孩子的小手,在抚摸着两个光头,软软的,毫无目标,从脸颊滑过又绕到了后脑勺。刚买好五分钱一张的站台票,还没有转身,已经被三个冲上来的站警给抓起来了。这下,何群和建军都疯了,你们这是干什么?警察哪里搭理你,死拧着他俩,就给押解进办公室。一路上,他们俩在那里大喊大叫,车站上的人都停下来看热闹,可是他们哪里还顾得上周围这些事情。

“松手,你们要干什么?”

“干什么?你们是从哪个看守所逃出来的?”

何群甩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证,建军拿出了进出口公司的工作证。人家还是不相信,建军这才报出父亲的名字。于是,家里的电话铃响了。父亲接过电话,几乎瘫坐在椅子上,怎么会生下这样一个儿子啊!

旧旧的家,椅子背上挂着父亲旧旧的蓝色服装,似乎就是这颜色把他们的关系浸没了,没有多少诗意,没有多少温情,只有他们的关系。欲望里面,没有历史,没有理解,就是给逼迫得冲进现实,死死抓住向往的一切。

红色的童年

如果对颜色有认识,那对于建军这样的“干部子弟”,一定是从红颜色开始的。他就读的“干部子弟小学”,就是听着老师在那里谆谆教导:“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,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。”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颠覆的真理,所以当他举起右手,高高地升过头顶,向队旗敬礼,特别是当队鼓敲起来的时候,他们在那里宣誓:准备着,时刻准备着。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!

庄严的场面,神圣的击鼓声,虽然还搞不明白,共产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仅仅是这些都和“革命烈士的鲜血”联系在一起,就已经感觉到一种伟大,伟大得不可理喻。第一次,建军感觉到心跳的速度,他背着书包拚命往家跑,跑回家要给外婆看,他是少先队员了。

进门的时候,外婆正和阿姨在拣荠菜,说周末要包馄饨,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伟大,仅仅是随口说:“好啊,你现在长大了。”多敷衍的一句话,然后也没有摸摸他的红领巾,就和阿姨把拣好的荠菜拿去厨房洗了。建军傻傻地愣在桌子边上,可是内心的激动还没有过去,他大叫着:“外婆,你看啊!”“外婆看见了。”“你看见什么了。”“红领巾,以后要天天戴的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外婆和阿姨一起在那里擦桌子。建军觉得无趣透了,转身把红领巾摘下来,捋平,把它压在枕头底下,然后耷拉着脑袋,出门和小朋友玩了。

现在,人们会把他们叫成“红二代”,这是建军最反感的,什么二代、三代的,“我就是我自己,我不是‘红二代’。”可是,不管他认不认,他身上的气质就是和一般的市民孩子不一样。他们为人处事,没有那么谨慎;他们说话的时候,总是非常直接且装着满满的自信;他们学不会看人脸色;特别是建军,他不会撒谎。那时候,建军在班级里功课平平,学生手册上,五分出现得不多。妈妈偶然看到时,会找建军谈话,他就是那么低着头,表示自己学习不够努力,上课思想常常开小差,以后一定改正,一定努力。其实,这些都是他们孩子的套话,成天成天地说,在老师面前说,在大人面前说,说得已经没有感觉了。但是,为了减少麻烦,学生手册需要家长签字的时候,建军就让外婆签。不管他得了几分,外婆总是会说:“好孩子,好好念书啊!”“知道了!”“知道就好。”话没说完,外婆就已经在右下角的小格子上,签上妈妈的名字。

童年是快乐的。虽然,建军没穿过什么新衣服,都是哥哥姐姐留下来的,然后外婆和阿姨随便改改,就让他穿了。直到上二年级的时候,建军不肯去上学了,外婆居然把姐姐的深紫红的灯芯绒裤子改好给他穿,他坚决不再穿女孩子的衣服,都二年级了!哥哥的裤子太大,大,也不穿姐姐留下来的。于是,那裤裆几乎挂到膝盖,裤脚管卷了好几层,就这么不成体统的样子去上课了。他不在乎。他就有那份自信,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。

直到1966年的夏天到来的时候,他们都在大声地欢呼,红颜色突然从颜料管子里裂开了,喷得整个世界都是,整个生活被染得通红通红。橱窗里的陈列品全换成了红语录,小红书是人手几册,还有红色的领袖像章,有人像挂勋章一样,挂得胸前满满的。红旗到处飘扬,还有红色的袖章。你的手随便在大墙下往哪里一抹,一定是沾了满手的红颜料。那时候,墙壁上的糨糊都染成红的。

那种红色的疯狂,今天的孩子,没有一点想像力是无法理解的。可是建军他们激动有好一阵子,因为学校停课了,不用上学了;学生手册没有了,可以每天每天在那里玩。玩什么呢?开始大家都没有想好,就凭不上学,就够他们兴奋的!然后看见,街道上在剪小裤脚管;有人被拉出来,戴上了高帽子押在大卡车上游街,卡车开得特别慢,几乎是开开停停,有人举着大喇叭在喊口号,街面上呼应的人很少,只有卡车上的红卫兵在那里叫喊。建军他们跑得比卡车还快,为了赶到前面,看清那些戴高帽子的人的脸。可是,有一次就被隔壁的小海给撞了个满怀,小海大哭着往院子跑,为什么啊?建国说,他看见那个戴高帽子的是自己的爸爸。

卡车刷的大标语,那个粗粗的黑色的字体,墨汁没有干透,刹那间,像黑色的眼泪往下淌。建军愣住了,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院子里马上也要出事了,心里不停地打鼓,那份恐惧怎么都掩饰不住,似乎爸爸要被拉到卡车上去。他跑回家告诉外婆,小海爸爸出事了,外婆说:“不要出去看热闹了,就在家里好好看书。”

那时候有什么书啊,除了看“毛选”。建军说:“看不懂。”外婆叹了口气:“可怜,才小学三年级。”“那我也不能一夜长大。”“是,你爸爸当初读书那么好,唉,三年级,也看不懂。”那看什么呢?什么都没有看。第一天不让出门,在窗户前几乎站了整整一天,看着太阳晒满窗台,然后移到远处的山背后。建军拿着铅笔东敲敲西敲敲,实在是无聊得发慌。这让他刻骨铭心地认识到,原来没有书读的日子,会比读不完书、做不完功课的日子难熬得多。不能听大人的话,还是要和院子里的孩子玩,大家依然是在大街上看热闹,依然爬上墙头看大字报,依然看人家在那里烧书。街道上,已经搭出了舞台,文艺小分队开始演出了。又唱又跳的,尽管跳得乱七八糟,但是热闹啊,一份热乎乎的情怀,是红色的,把没书看的日子,点缀成了盛大的节日!秋风开始刮起来,刮起的不是树叶和尘土,是那些散乱的传单,还有大字报的碎片,它们直直地像一个巴掌扇在脸上,建军被吓了一跳,撕去脸上的纸屑,就看见保尔对大家说:“他爸爸昨天晚上就揪出来了。”建军四下张望,不知道他们指的“他”是谁,可是已经有人在高呼:“打倒‘北霸天’!”“踏上一只脚,让‘北霸天’永世不得翻身!”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!”

怎么都不会想到,十年的红色童年,就是在这一个瞬间,几乎是几分钟几秒钟之间,突然像天兵天将,挤满了空间,红色变成了黑色。阴沉、寂寞、无聊和苦闷,这些建军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受,全部纠缠着,从后脊梁一直爬到胸口,黑色死死堵在眼睛里,什么都看不清了。他缩起脖子,贴着墙皮匆匆忙忙往家走。可是,叫喊声追在他身后,“痛打‘落水狗’!”“‘北霸天’的狗崽子,你往哪里跑?”建军一句话都不敢回答,越走越快,到家的时候,连鞋子都跑掉了一只。外婆心疼地说:“不听大人话,让你不要出去跟他们玩的。”

夜晚降临了,黑得非常真实。已经是八点了,大家还围坐在桌前,等爸爸回家吃饭。外婆给建军盛上一碗,拣了点菜在碗里:“你先吃,吃好了去睡觉。”也就是在黑色涂满生活的那一刻,建军长大了,他说:“我等爸爸回家,一起吃饭。”母亲叹了口气,起身走到门口,从门背后挂的包包里取出一把自行车钥匙。她把钥匙交给建军:“不吃就不吃吧,赶紧骑车去区委看看你父亲!”总以为,这会是最最黑暗的一刻,但是建军抓住车钥匙掉头就往外冲。谁会想到孩子的心思,他快乐得不敢说,可以骑自行车了!

跳上车子,他风一般地冲了出去。外面下着小雨,建军也没有什么雨披,就这样顶着湿腻腻的小雨,一直冲到爸爸单位。大门口也不见人,整个院子,不对,是一路骑过来时,整条整条的街,都是黑的。路灯好像被砸坏了。即使对区委大院很熟,可现在完全懵了,看不见灯光,看不见人,四处贴满了大字报,原来识别方向的标志都被覆盖了。车子在院子后面的小路上颠簸着,不知道被雨淋湿的缘故,还是院子黑乎乎的,越走越瘆得慌,雨水被风呼呼地扇在脸上,街上早就没有人了,盛夏的热闹过去了。现在他越来越感觉到害怕,浑身哆嗦着。终于看见一栋小楼的底层窗户闪着灯光,简直像童话里的描述,充满了希望,他冲着灯光骑去。突然有人大叫:“干什么的?”建军没来得及回话,已经连人带车翻了下来。“干什么的?”“我找爸爸!”

真是让人难以想像,一个在变声的小公鸡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,“太滑稽了,这种地方,还开口什么爸爸、爸爸的。回去划清界线,让家里给他送铺盖卷。”“我,那我跟妈妈怎么说啊?”“说什么,走资派,被隔离审查了。回去!”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大院,完全被黑暗占据了;那些满脸笑容的叔叔,都变成了凶神恶煞的金刚。建军像一脚踩进了庙宇,充满了恐怖和压抑,头上悬着杀人的宝剑。第二天早上,不对,是当天晚上,建军和小姐姐,就把铺盖卷给爸爸送来了。雨还在下,妈妈和保姆站在窗户前,目送着他们姐弟俩上路。给爸爸打铺盖卷时,保姆把家里的塑料台布擦了又擦,可是眼泪还是落上去,赶紧接着擦。然后,她抽下塑料台布,严严实实地包在被子外面。外婆坐在自己的床铺前抽烟,她卧室的灯黑着,就看见烟头的红点子在一闪一闪。建军和小姐姐傻傻地站在边上,没有人说话。保姆力气大,把麻绳抽得死死的,将铺盖卷扎紧了。妈妈拿出网线袋子,装上了日用品和搪瓷的小脚盆。

家,就此沉默下来。

第二天开始,妈妈给建军和小姐姐安排了一个任务,每天给爸爸送吃的,中午和晚上都要送。妈妈说:“你们两个人都小,他们不敢拿你们怎么样,所以你们一人一顿,给爸爸送饭!”当时,虽然心里充满了恐惧,可建军又觉得这样很好啊,每天终于有一件事好做了,而且每天可以骑妈妈的自行车了!

车斗里放着铝制饭盒,外婆在里面放了五只油爆虾,这是他们扬州家常菜,还放了两个百叶包,底下垫着菜心。那时也没有塑料袋,就用报纸包好。外婆是仔细人,她把报纸认认真真前后检查过,上面千万不能有毛主席的像啊,否则会被当作反革命给抓起来的。军队已经进驻区委,成立了军管会。刚骑到大门口,战士突然把枪口对准了建军:“干什么的?”“送饭的。”“给谁送饭?”“给爸爸送饭。”“你爸爸是谁?”这时,建军总是用最低的声音报出爸爸的名字。“送什么东西?”“饭和菜。”“还有什么?”“没有了。”“好,背一段毛主席语录。”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对话,但这是最最恐怖的瞬间,因为你面对的是会射出子弹的步枪,虽然战士没有把刺刀上膛,建军还是害怕,脑子到那一刻,一定是空白的,惊慌得语无伦次。好在那时候,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,每天都有人刷上新的内容,所以,事先就会在路上选好一段,更多的时候建军会背诵: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!”这与其是背给战士听,不如是在给自己打气。然后就听见战士叫道:“进去!”

大院的后面有一幢三层楼高的筒子楼,在底层的一面,进了楼道,就看见有人坐在那里监守,每个楼面有五六间屋子,全都关着人。那时候,区一级的干部,都关在那里。每间屋里,关押着三四个人,他们互相不许说话,面壁而坐,不是写检查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。审讯的时候,会把每一个人单独调出去。

饭盒送去的时候,看守把盒盖打开,然后不停地搅动,同时大声训斥着建军:“都是反革命分子,还吃这么好?回去跟家里人说,不准再送这么好吃的。”“噢,噢……”最后,建军捧着已经不热的饭盒,被允许走进爸爸的房间。爸爸从来不说话,接过饭盒的时候,依然专注地看着儿子,这是建军最害怕的时刻,他不知道该如何正视父亲的眼睛。

一回到家里,妈妈就开始详细地盘问,“你爸爸说什么?”“你爸爸脸色怎么样?”“你爸爸是怎样拿东西的?”“他换衣服了吗?”“你爸爸说话时,声音没有沙哑吧?”总之,妈妈不停地问,就这样每天每天,整整有八个月,妈妈就是这么反反复复,神神叨叨地问着,且越问越详细。童年时候,有谁理解过父母?建军就是一个字,“烦!”妈妈知道,只有孩子能见到爸爸,就算孩子在甩脸色给她看,她也从来不生气,还是跟在孩子身后,从这间屋子重复地问到另外一间屋子。有时候,建军干脆走进厕所,狠狠地关上门,妈妈可怜巴巴地候在门外问。“说过啦,就跟昨天一样嘛!”“那今天,他不是问你要夏季的衣服吗?”“那你送呀,再问我干什么啊!”建军大声吼叫起来。外婆会花五分钱、三分钱,买个纸头的三角包小零食放在建军的枕边,“好孩子,不要火气大。爸爸看见你们,他就会好好活下去的。”

那真是混乱的日子,骑上自行车时的欢乐,总是维持在几分钟之内,越来越接近大院的时候,看见当兵的,慌乱替代了一切。直到夏天的时候,长长的一排桌子摆在大院门口,上面写了大牌子,打倒这个打倒那个,爸爸的名字也在上面,名字上都划着红色的叉叉,好像要给判刑了,因为接到通知,从第二天开始不用送饭了。妈妈听到以后,却松了一口气,因为爸爸他们被送到“干校”去劳动了。妈妈说: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你爸爸不会出事了。”

半个世纪快过去了,红色早就被各种颜色替代,直到夜里做梦的时候,在黑沉沉的记忆里寻找,不知道找什么,建军好像把回家的路忘记了,什么都看不见,记忆抹去了边界,连爸爸关在里面的面目都变得模糊不清。可是最初那瞬间的一瞥,那解放军战士的枪口,还有过道上鲜红的大字: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!”“势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!”把他的眼睛灼烧了,一直没有恢复。即使到自己当了父亲,到女儿长成他送饭的年龄时,经过那个曾经的区委大院,建军还是感觉恐怖;而更大的恐惧是时间,时间是永远不会回头的,时间不会有第二次的可能,过去了,就是永远。但人是需要依靠时间的积累成长的,在成长中成熟,也是成熟之后才会理解母亲,一旦当建军理解母亲时,母亲去世了。这残酷的现实,没有给他一个机会,对母亲说一声:对不起!(文/彭小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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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彭小莲:记忆的颜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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