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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杀母事件_网易人间

互联网 2021-05-09 04:19:10
前言2007年夏天从学校毕业后,我们卷铺盖走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。一晃眼,已经过去十多年。混迹社会后,在天水这个西北五线城市,我到处租房,开始了长达12年的寄居生活,先后住进城中村南城根、“三无小区”罗玉小区、三楼教室、城中村莲亭。如今,我已离开南城根,离开罗玉小区,离开那间教室,离开莲亭。2019年2月,我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在南城根时,我把城中村的日子拉拉杂杂写进了一本叫《南城根: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》的书里。但之后,我寄居的日子并没有画上句号,5年时间,又3次大搬迁。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,顺带着再写写南城根。毕竟这世上,还有无数个我,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漂泊和寄居,曾在黄昏看到万家灯火时黯然伤神,曾像无根漂萍一般在天地间晃悠,曾梦想有一所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房子。毕竟这世上,我们都是一样的人。

1

2017年初夏,我搬进城中村莲亭。我没有选择租楼房,还是因为嫌房租贵。选择莲亭,是因为这里离单位近,上班方便,也因为这里民房较多,租房容易。我和媳妇已结婚两年,她依旧在宁远县城任教,工作调动之事遥不可及。两地分居的现状,并未改变,我依旧在周五忙完单位之事,下午下班,匆匆忙忙赶去宁远。循环往复,日子是以周为单位计算的。

那个初夏,天气渐热,城中村散发着各种噪音和不安。我和媳妇在好几处城中村晃悠了一个下午,又一个上午。我们去西关,去石马坪,去坚家河,甚至去张家沟和东方红新村。但没有去南城根,我不想去那里。我曾在那里住过太久,有好多熟识的人。

他们以为我离开南城根以后,会攀上高楼,换个活法。可多年以后,他们若知道我还在这城市的低处漂泊,我该何等窘迫,而他们也会满心失落。他们定会认为一个离开南城根的人,会过得体面,过得像模像样。我是那个先行的人,试水的人,甚至背负着他们期翼的人。我不能落荒而归。我要把自己藏在另一个南城根。

我们没有找到一间合适的出租屋。不是大大小小的屋子塞满了租客,便是整个院子昏暗嘈杂不堪,不是门开在巷道不安全,就是没有厕所需要到百米开外的公厕解决问题。我们摸着汗水,拔掉外衣,挤着公交,来到莲亭。

莲亭被马路割成南北两块,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城中村,破被褥一般,铺在城西。巷道口,摆满了各种小摊点,烧烤、凉菜、面皮、蔬菜、袜子裤衩、水果、炒河粉、牛筋面、关东煮、酸辣粉、菜刀案板、水壶塑料盆,等等。午后巷道里出没的人不多。

摆摊的人,昏昏欲睡。温热,在车流和尾气中,随着扬尘,慢慢蒸腾,慢慢蒸腾,最后,盖住了莲亭。我们买了两根菠萝。菠萝装在方形玻璃缸中,切成块,插着一次性筷子做手柄。缸里装满水,飘着白沫。接钱的男人,面容粗糙,手指干枯,和他手里水珠滴滴答答的菠萝,那么遥远。

我们在北边的巷道里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租屋。很多院子,都满着。莲亭周边,有一所大学,学生很多在这里租了房子,也不是学习,也不是做饭,多是带着对象来这里睡觉。在外面开房,太贵,而且经常开房,更贵。在莲亭租个房,离学校近,办事方便,房租一年也就两三千元。还有一所中学,农村学生占了大半,他们独自在莲亭租房念书。还有一所小学。很多农村父母,撂下耕地,花钱托人把孩子转进城,在莲亭租了房,男人打工,女人照看孩子。有些为了方便,把爷爷奶奶带进城照看孩子,两口子专门打工。

莲亭东边,还有露天人力市场。乡下来的人,每天聚在那个十字路口,等零活。多是背沙、打墙、和水泥、挖坑埋管这些苦极了的活。为了方便,也租住在这里,早出晚归靠着一身力气,挣点血汗钱。

这些人,租了莲亭的大部分房子,剩余的,乱七八糟,我也搞不清。

2

我们又来到南边。在纵横如网的巷道里,来来回回,在幽暗晦深的门洞里,出出进进。进得院子,喊,有房没?房主随口撂出——没有。有的院子,喊半天,也无人应答,只得悻悻而出。

也有的院子,喊声尚未出口,一条恶狗从屋子冲出,狂吠着,似要把人大卸八块一般,尚未听清房主答复,夹着一沟子冷汗,赶紧夺门而出,扫兴至极。有的院子,问过,房主不答有无,满脸僵硬如死肉,横着眼把人上下搜寻几遍,像对待盗贼一样,搜得人浑身如泼凉水,然后才问,“几个人住?”一听两个人住,脸色大变,难以说清是何种表情,让人怵然。我们是合法夫妻,又非偷鸡摸狗。见此情景,只好全身而退,即便是宫殿,也不敢登入半步了。

最后,我们寻到了我后来租住的那个院子。

我倒是看上院子相对亮堂,扫得干干净净,没有堆放杂物,廊檐下摆着一排花,冒着绿尖,让人悦目。这样的院落,在城中村,真是难得一寻了。

我喊:“有房没?”堂屋门缓缓推开,顶着一头白发的老太太出来,一手扶着膝盖,满脸带笑,说:“房有,不知道你们能看上不,二楼两间,你们先上去看,我腿不行,后面上。”

院子呈回字形,盖着两层楼,大大小小十来间房。一楼老太太自家用,二楼出租。水在大门口一间柴房里。厕所在一楼拐角处。上二楼,同样拐角处,有一间房,方方正正,窗口正对楼梯口。二楼正中间,也空着一间,房小,狭长,没有窗。两个房一比较,还是楼梯口的好些,因为大,能放东西。结婚以后,除了被褥、锅碗和书,杂物也多了起来,没个宽敞点的地方,都堆不下。

老太太扶着栏杆,上了楼,问过房价、水电费等,我基本确定就租拐角处这间房了。房租每月三百,略贵,但一想院子整洁、清静,也就罢了。

随后的几天,我开始陆续从那个小区往来搬东西。白天上班,只能晚上,有时扛着大包小包赶公交,有时提不动只得打出租车。搬家,其实也不叫搬家,一个城市里的寄居者,哪里有家?只有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罢了。

最吃力的是书和样刊,看着不多,随便几本,就塞满袋子,提起来,走一段,勒得胳膊麻。锅碗、电磁炉、小太阳,我毕业后住进南城根时买的,用了好多年,一直没有坏。媳妇婚前送我的十字绣,即便旧了,也要带上,跟了我辗转多地,也舍不得扔。我呀,有个恋旧物的怪癖,好多东西,旧了,坏了,一直堆着,占着地方,也下不了丢弃的狠心。

东西搬完,最后把自己搬进去,又一段寄居的日子便开始了。

靠墙用木板支着一张大床,一小半码放着书,一小半摆着装满衣物的纸箱,剩下的地方,便是睡觉的了。窗户前摆了桌子,放着做饭的一套。房子朝东,门在墙角堵着,晒不进太阳,平日便很阴潮。初夏,光盖被子不行,还得上面加毛毯。即便如此,阴天,缩在被窝,也瑟瑟发抖。

好在这些年,我冻惯了,骨头里早已灌满了寒冷,再说初夏了,天,迟早会热起来。再冷,咬咬牙,也就过了。

我住过很多出租屋,这一间,算是最阴潮的。洒在地上的水,拖过的地,总是干不了。窗户对着楼梯,上上下下总有人,也不好全打开,否则暴露给别人。慢慢的,房子里的一切都在发霉。压在底层的书,发胀,泛黄。案板背面,布满了黑黄的霉斑和难以干透的水渍。地上的东西,变得软嗒嗒,湿漉漉。被褥一天不晒,躺进去,像卧在泥坑里,皮肤被一点点沤红,沤出成坨的红色斑块。

用小太阳吧,也非长久之计,一来太费电,一月下来光电费都吃不消,二来小太阳不散热,照在哪里哪里热,跟烤饼子一样,似有焦糊之状,照不到的地方,依旧犹如水泼。只能中午吃饭、晚上写作时,开一阵,暖暖身子,哄哄自己。

房子一潮,蝇末子便大量繁衍。密密实实,黑芝麻一样,爬在窗户上,实在让人糟心。吃不完的饭食,用盘子扣严实,下午一揭开,竟然也有蝇末子,一副胆战心惊姿态,慌乱飞出。闲了无事,打蝇末子倒成了一种消遣。看它飞来,伸出双手,啪一声,拍死在掌心。看它爬着,伸出手去,啪一声,拍死在玻璃上。但我消灭的速度终是赶不上它们繁衍的速度。最后,实在没辙,拿打火机烧。把火开到最大,打着,朝它们齐齐烧去,只听见细微的刺啦声,落在窗台,成了焦糊状。也有烧掉翅膀,抽搐挣扎的,于是想,都是生命,来这世上一遭本就不易,却要死在我的手里,也是残忍了。

到了盛夏,潮气散尽,酷热袭来,屋子不通风,犹如蒸笼。睡到半夜,总是被热醒,一抹额头,大汗浓密,头发湿透,顺手摸来枕边短袖,胡乱一擦,又迷糊睡去。窗户也是不敢开的,怕走光呀。只好把门敞着,求得一丝凉意。好在网上买了蚊香,点着后,避免了蚊子骚扰之苦。但热啊,热比冷难受。冷了可以多盖几层,总是有办法。热了最多扒光,电风扇不敢彻夜吹,怕吹过头,感冒事小,万一中风。整个夏天,我那门,晚上没有关过一次。好在老太太将大门看得紧实,不会有盗贼流氓之类。

也不知道那个夏天是怎么熬过去的。

又到了冬天,房子再次陷入阴冷,媳妇放寒假过来,跟我挤在一起。每天冻得缩手缩脚,原本晚上洗脸的习惯,太冷,也省了。中午,媳妇套着我的棉袄,站在锅灶前做饭,冻得牙齿打颤,鼻涕都快要衔不住了,埋怨着:“你这啥鬼地方,能把人冻疯。”我不知如何回答,只好咧嘴而笑,吸着冷气,接过锅铲,让她到床上暖着。

又到了隔年二三月,实在太冷,我决定搬到正中间那房子里去。这时候,小,已经不是问题,只要暖和点就行。

那房子,坐北朝南,阳光正好落在门口,一大坨,亮晃晃的。至于暖不暖,只要看着,心里还是温腾腾的。我找了老太太,说了搬房的想法,老太太同意。按理说,那房子小很多,房租应该便宜点,但我没好开口,依旧每月交三百元房租,偶尔拖欠一两月,后面总会补交。房租,是城中村的房东们的主要收入,养家糊口,少不得的,况且,也少不了。

某个午后,我在外面胡乱吃了一口,开始蚂蚁搬家一样,每天一点,每天一点,把东西往正中间的屋子搬了。搬进去,东西堆了满屋子,只剩巴掌大的一坨地方,仅可供做饭洗脸。

我去市场买了蜂窝煤炉和水壶,想着烧个炉子,有壶开水,也就暖和了。但炉子买来,就一直摆在墙角,没生过一次火。一来买蜂窝煤不方便,大气污染防治,把卖蜂窝煤和散装煤的搞没了,不知去哪里找,二来自己懒惰,得过且过的毛病又犯了。就这样,煤炉也没用过,直到后来搬离莲亭之前,送了人。

搬进小房子,屋里似乎不太冷了,或许是心理作用吧。某个正午,隔着破门帘,看着门前那块阳光,虽燃不进屋子,但它依然烘烤着一个人单薄的日子。有时候,搬出凳子,坐在阳光里,端着碗吃饭,即便满心凄楚,即便光阴寒酸,但骨缝里还是漏进了一星火光。于是,整个冬天,门口的阳光,便成了我这样的穷人的念想。

3

老太太一家三口人。老太太,老伴,儿子。

老伴常年瘫痪,也不知什么病所致。每天临近中午,老太太和儿子将老头从卧室抬出来,摆到沙发上,摁开电视。电视能演半天,老头也不知能否听清,只是呆呆地看着,嘴半张,偶尔“咿咿呀呀”两句,也不知说的什么。嘴里总是流哈喇子,扯了半尺长,老太太忙毕,进屋,拾起旧毛巾,把哈喇子一擦,叹一口气。

想必老头前些年是可以走动的,因为厕所里安着铁扶手,蹲坑子起来时,可以抓着使劲。只是后来,用不上了。

老头看了半天电视,儿子在家,便又和老太太一起抬进卧室。儿子不在,老太太一人是无能为力的。只得等,有时,等不住,老太太站院子喊我前去帮忙。我下楼,进屋,和老太太一起抬。老头瘦得皮包骨头了,但骨架大,抬起来,还是很吃力,加之不得要领,花了十来分钟,才抬进去,一身大汗。出门时,老太太连着说“麻烦你了,麻烦你了”。

儿子据说在一家单位上班。但我看他一天倒很清闲,睡到9点,洗刷完毕,才消消停停出门,有时干脆不去,在院子捣鼓花草。有时候,早上出了门,连续几天不着家,也不知干什么去了。快40岁的人了,说是结过婚,离了,一直没找下家。想必这样的人,没有房贷,有私家车,坐等拆迁,又有正式工作,人也长得不赖,身边的女人是不会缺的。

我住了一年多,偶尔也跟他打个照面,但从未说过话。人家是房东,我是房客。人家自觉高人一等,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租客的,眉目间、言辞里,也多是不屑和一种管理者的感觉。

老太太还有一个大儿子,住楼房,算是另外一家人了。平日里也不见得来,孙子也很少来。只是有次孙子报名,大儿子托小儿子找人花钱往好学校报。最后,花了几万元,找的省城的人,结果没办成。临近开学,一家三口,焦急万分,来老太太家,商量对策。

还有两个女儿,都出嫁了。其中一个逢年过节回来,住一段时间,洗衣做饭,倒是孝敬。

老太太大概70来岁了吧。中等个,慈眉善目,满头白发,常年穿藏蓝色外套,衣服旧了,但也洗得干净。听说老太太以前是厂里的会计,退休前,刚好企业改制,也算下岗了。老太太能写一手好字,想必跟当会计有关。

水房门上、厕所门上,老太太都写了数行粉笔字,字迹工整,提醒房客,节约用水,接水后随手关门,不可在水房淘洗拖把、倒残渣剩饭等,也提醒大家上完厕所一定要舀水冲,桶里没水可到水房去接,晚上上完厕所,切记关灯,不可随地吐痰撒尿等等。

老太太租房,是要挑选的,上班的人要,学生要,打工的要,带孩子上学的一般不要,嫌太吵,面目不周正的不要,怕行为不端偷鸡摸狗。她家还有一处院落,在莲亭半山上,路较远,那些可租可不租的,便打发到那处院落,要租客能看上,就定了,看不上,别处再找。

我住的那一年多,刚到夏天,暑假未到,院子突然来了很多年轻人,都是附近那所大学的学生,他们一下子租了六七间房,就连一楼平时不太住人的房子,也租给了他们。这些学生,给一所山东的民办大学招生。从高考前半月开始,他们住进来,每天上午下午,都有两个胖子,给他们介绍招生经验,以及如何和考生及家长联络。

中午,晚上,他们出出进进,大声喧闹,看电影,玩手机,打情骂俏,直到午夜,让人心神不宁。高考刚一结束,便开始给考生和家长一一打电话,他们的一套说辞,全写在纸上,大多照本宣科,偶尔也吹得天花乱坠。好像招一个生,有提成。

这些还在读大一大二的学生,不去学校,成天待在出租屋,各种忽悠着考生和家长,一种不离不弃、为你操碎心的样子,真有股推销保险的执着劲。除了打电话联络宣传,他们也去学校门口发传单。每天早晚,还要坐在一起开会,喊口号,统计有报名意愿的人数,部署第二天的工作,对于那里招生不利的,提出批评。很有种传销的感觉。

整个夏天,院子都深陷进聒噪的泥潭里。老太太想必也是满心烦躁的,但她得忍着,毕竟六七间房一次性租出去,每月要两千来元的房租,也不是个小数。要是换别人,在屋子里大声说话唱歌,老太太便站院子喊着名字,提醒声音小点,反正也是不怕得罪一半个人的。

到了第二年夏天,那两个胖子又来了,只是带来的学生是另外一拨人。想必他们是挣了提成的。至于学生,怕是瞎混了两三个月,连个买化妆品的钱也没有挣到。他们依旧喧闹,依旧嘈杂,依旧出出进进,依然照本宣科,依旧为家长学生操碎了心。

老太太坐在廊檐下,脚前放着竹箩,竹箩里,码着一捆韭菜,烂叶子摘掉,堆在地上。台阶前的花,兀自开着,红的红,黄的黄。瓷缸里,新买的鱼,被谁家的猫,捞走一条,解馋了。老太太一手扶着膝盖,一手捏着一股韭菜,丢着盹。学生们的吵嚷,在午后,被绵稠的瞌睡,滤掉了。

4

天空是蓝的,远山是绿的。风把屋顶的床单,吹皱了。

老头在屋里,靠在沙发上,一尊雕塑一般,电视里,音乐频道,每天重复着那个蒙古女歌手的那几首烂熟到让人反胃的歌。儿子又是两天没有回来,鬼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
天冷的时候,老太太早早就生炉子了。屋子里是土暖气,厨房的炉子烧着,会把其他两间屋子带热。煤早早买好了,一袋又一袋,码在一楼厕所门口的转拐处,怕得四五吨。卖煤的人来了,站在巷道里吆喝,他的吆喝声,都是煤黑的。老太太出门,商量过价钱,叫卖煤的人一袋袋扛进来,码好。卖煤的人,浑身乌黑,红嘴白牙,眼珠子明晃晃的。

老太太打来凉水,掺上热水,叫卖煤的人洗洗。卖煤的人,只洗了手,龇着牙,说:“一会还得弄煤,洗了又脏。”似乎笑了,但煤黑,罩住了脸,看不来。老太太发烟,说:“吸一根烟,歇会。”卖煤的人,客气着,接过烟,没坐,出了门。

到了冬天,厨房的煤炉不能灭,要供暖。煤炉上,总搭个水壶,水烧开,水壶在煤火上烧的屁股疼,浑身抖着,壶盖磕得当当响,壶嘴里的热气,喷出来,那么长。老太太把自家的水壶灌满,再烧一壶,水又开,便开始叫院子的租客提电壶来接水。整个冬天,院子里人们的热水,都是老太太供应的。我有时回去晚,老太太也给我留着,她若不在,我自己进厨房,灌满电壶,再接一壶凉水,搭到煤炉上。

其实一壶热水,倒没什么,插上烧水壶,很快也能烧开一壶。只是老太太的一壶水,让人心里暖和。我在南城根住时,老贾有时候用柴火烧开了水,也叫我去提。即便多年过去,一想起,还是觉得老贾人好。就像老太太一样,不把租房的人下眼看。这就够了。

很多时候,老太太是孤寂的。老伴说不了话。虽有一院子的声音,不搭理,一句便都跟她不搭边。即便儿子来了,也很多时候都在和她吵架拌嘴。儿子是个厉害角色,老太太没说几句,儿子就如吃了枪药,语气生硬,把老太太怼了回去。老太太想还嘴,儿子又旧事重提了。

大概还是好多年前的事。从儿子的言语间,隐约得知,老太太外面有了相好,常抽身去见,老头估计那时已行动不便了。老太太一走,把老头留在屋里,吃喝拉撒,一派狼藉。儿子回家,发现老太太不在,老头无人照看,就很胀气,心里也生了芥蒂。

后来,不知风声如何走漏,怎么知道了老太太外面的事,便时常与老太太作对,也不让出门,成了一条拦路虎。最后的事,是老太太收了心,还是相好不在人世了,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老太太便成天待在家里,守着老头。有一次出门买菜,被过路的摩托撞了,从此,落下个腿疼的病,好些年了。

儿子一提起这一折,老太太便不再言语,即便有理的事,也败在了下风。只好低下头,默默地擀着手里的面条。

有时候,村里有人过世了,会来人报丧。城中村莲亭,也是个村子,很多房东,以前都是种地的,一村人,互相熟知,有个红白干事,对路的,还要请一下。

从农村到城中村,乡情寡淡了,如折断的藕,但毕竟还连着几根丝。来报丧的人,喊叫着娅娅(阿姨),进了屋子,说谁谁大(父亲)过世了,孝子让我请你哩。

老太太忙着找烟,嘴里哦哦着,说:“前些日子我还看在门口晒太阳,好好的,手里端着满满一碗饭,我还笑着说你饭量扎实啊,咋说过世就过世了?”

来人说:“癌,查出来就晚期了。”

老太太哦哦着,把火机递给来人,说:“我先把面条擀好,中午过去烧个纸,狼吃的娃(她儿子)几天不见人影子。”

来人应允着走了。

老太太瞅着老头,老头木在沙发上,不知世事。10点了,院子里的人,都出门各自忙碌去了。风把门帘揭起,把两个人的暮年揭起,日子寥落。

巷道里,噼里啪啦响起了鞭炮声。

5

2019年,1月26日,农历腊月二十一,周六。

莲亭。这一天,正午的阳光,如一碗水,晃荡在悠长而狭窄的巷道里。

冷风细瘦,蹲在门口的台阶上,半面灰尘,半面油烟。灰鸽子划过瓷蓝天空,碎裂声,被城中村的嘈杂淹没。沿着那巷道,直行,再直行,右手,转角处的院落,便是我租住的地方。

我已经忘了那是多少号院子,48号,52号,或者96号,135号,或许都不是,或许都是。在城中村,它们如出一辙。陷进墙壁的大门,昏暗局促的院落,两三层高,十来间房子,楼顶花花绿绿的衣物,墙角的蜂窝煤和破花盆,以及塞满房子的鸡毛蒜皮,和无尽悲喜。在反复,在重叠,在千篇一律中,把日子的手掌心,磨出了老茧。

我去找老太太的时候,她正在厨房,给案板上剩余的面条,撒上玉米粉,用铁盆扣住。厨房生了火,温腾腾的。我说,“我过来把房退了,把房租和水电费一算。”

老太太问:“收拾好了?”我说差不多能住了。

出厨房,老太太关好门。弓腰,一手扶腿,下台阶,上台阶,进了堂屋。她提过来一个板凳,叫我坐,很客气,许是我要离开了的缘故吧。她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很厚的麻纸皮作业本,从卷起的皱页里找出我的一页,用笔拨拉着算了一圈。说:“房费你交到去年10月份,剩3个月,900元,水费,一月10元,共30元,电费上午我儿子给你看了一下,上次抄表到这次,用了102度电,102元,你要是觉着不准确,上去对一下。”

我说:“看过就行了。”

“一共1032元,两元就算了吧。”老太太很快算出了总数,用笔指着纸上的一串数字,说,“你再看看。”

我说:“合适着呢,我给你微信转账过去。”

用微信收房租,是她女儿教她的。老太太的微信名叫喜羊羊,头像是卡通图片。估计是外孙女搞的。

我上二楼,正中间,朝北方向的那间小屋,是我住的。破旧的网纱门帘,从夏天挂到了冬天。挂钩处,撕了口子,勉强搭着,不至于掉落。天暖时,洗过一次,挨地的一边,粘满灰土。都是凑合着过的,也再无心思去清洗。揭起门帘,开锁进门,狭长的一间屋子,七八个平方。被褥、书籍、锅碗瓢盆、衣物、米面油等,早已提前几天陆续搬走。屋里空荡荡的,像一个人,把满腔的心事,一一搬走了。它捧着那份空,显得茫然,失落,无所适从。

房子里空了。

只有干硬的床板和落满油污的长条桌,竖摆着。墙上不知什么人什么时候贴过的塑料墙纸,还照旧贴着,卷着边,粘着浮尘。屋里横挂的铁丝,也空着。门口的镜子,把它们重新反射,但反射出的,还是旧时模样。除了这些,再无他物。我搬进去之前,它是这样,我搬离之后,它依然这样。就好像我不曾住过。

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屋子,一年多的光景,早已销声匿迹。这一切,让人恍惚,让人怅然。它曾经塞满了我那琐碎又贫寒的日子,它曾经守着一个人在被窝里的书写与旧梦,也曾经盛放过两个人的欢愉与窘迫。它曾经是我这辽阔人间唯一的立锥之地,曾经是我午夜归来最后的落脚之所。

好多个黄昏,好多个夜晚,在别人的高歌和灯火里,我满心疲倦,回到了这里,划好门闩,一头扎进被窝,可怜兮兮,自己揽紧自己的梦,假装很富有的样子,睡了过去。第二天,我掬着脸盆里的水,囫囵洗过之后,还是堂而皇之地出了屋,锁了门,跋涉在日子的洪水里。

我曾在这里住过。我似乎不曾住过。

我不知道我搬进去之前,它收留过一个什么样的人,和我一样落魄于世吗?我也不会知道,我搬走之后,它将会收留一个什么样的,和我一样落魄于世的人吗?我不知道,我只是这里的一个寄居者。像一只寄居蟹,把别人的螺壳,当作自己的归宿。它和所有城中村的屋子一样,只是一枚螺壳。海水把它和寄居者,反复腌渍,腌出了一天又一天的咸涩味道。

我拍了照片,留个念想。我似乎还有不舍,不舍我那些漫长的城中村岁月。我最后看了一眼屋子,床板、铁丝、长条课桌、塑料墙纸…….它们是我的,也是别人的。

下了楼,院子落满大坨阳光,像一池水。台阶下的花盆,垒在一起,花草枯萎。长长的烟管,冒着幽蓝的烟,在亮光里,虚幻而遥远。灰鸽子还在天空划着,院子像一口天井,那么深,那么动荡不安。

老太太估计午休了。其他房子,租房的人,或说话;或拌嘴;或炒着菜,锅铲碰撞的声音,易碎,单薄;或蹲在过道里,挠着头发,看白花花的头皮屑,大雪一般,落满膝盖;或卷着被子,窝在床上,刷着快手抖音,看别人的欢喜。他们不知道一个人要走了。他们也没必要知道一个人要走了。就像我不曾知道,城中村那些来来往往的人,究竟带来了什么,又带走什么。

正午的阳光,还是一碗寡淡的水,我走出莲亭那悠长而狭窄的巷道。从那一刻起,我彻底告别了城中村,告别了寄居的日子。

我将住上高楼,拥有属于我的106平方米。我没有欢喜,没有释然,没有眷恋。这么多年,正午的阳光,早已把一个人的内心淘洗得泛白,淘洗得波澜不惊,淘洗得如同一块素白的棉布,在日子的骨缝里晾多久,都不会被岁月的风吹出哗啦啦的声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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