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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公娼到流莺:台湾性工作者辛酸血泪史_历史频道

互联网 2021-11-29 13:33:37

原标题: 从"公娼"到"流莺"揭秘台湾性工作者辛酸血泪史

核心提示:

以当时的物价来看,一碗阳春面一块五,而出入高档的公娼馆则动辄上百元,后来更涨价到千元以上。客人多时,有的公娼一个小时就要接待十多位客人,络绎不绝的寻芳客给台湾色情行业带了滚滚财源。

从公娼到流莺:台湾性工作者辛酸血泪史

台湾街头的“红灯区”。 资料图

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:方晔云原题为:《从“公娼”到“流莺”揭秘台湾性工作者辛酸血泪史》

编者按:为达成性工作除罪化的目标,台当局“内政部”近日宣布考虑开放性工作者“个体户”,性工作者可采“一楼一凤”个体户或三至五人小型个人工作室的经营模式。台湾“内政部长”江宜桦表示,为了避免个体性工作者遭到黑道暴力威胁,将会发照管理。但如此一来,等于是恢复了台湾9年前废止的公娼制度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,一时间关于“性交易处罚化”的讨论迅速在岛内发酵。有人认为,当局此举大大维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权益,拯救她们日益艰辛的生存现状;也有人认为,这无疑是将全台湾都变成广义的红灯区,最后落得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,甚至“全民皆娼、全岛皆娼”。台湾历史上的公娼制度源起何时?岛内现在的“性工作者”生存状况又是怎样?本文将为你一一揭秘。

虎尾铁枝路脚低矮简陋的娼馆,还可嗅出古早暗巷寻芳问柳的味道。

揭秘台湾历史上的公娼制度

台湾妓女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年间,当时移民台湾的人数渐多,水陆码头妓女慢慢形成气候。到了清光绪年间,大稻埕一带的大小妓院约有两百家。在午后的阳光中,台北大同区的归绥街显得十分宁静,然而,正是这条并不起眼的小巷,却经历了台湾公娼历史的兴衰。

从日据时代就是公娼馆的文萌楼,在废娼之后,成为台湾第一个被列为古迹的情色场所。

1895年,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台湾被割让给日本。一年后,占领台湾的日军推行了允许性工作者合法经营的公娼制度。不久,归绥街就成为岛内知名的风月区,各种类型的娱乐场所齐聚一处,超过百户。被称作艺旦间的酒家,除了提供珍羞美味,席间还有艺妓酒唱歌助兴。江山楼饭店便是其中最为出名的一家,是当时台湾政商名流经常出入的场所。当然,除了酒家,归绥街里更多的还是色情场所,此外,银楼、药房、服装店、美发院等其它店面也因风月产业而生意兴旺。

“文萌楼”,就位在台北市大同区归绥街,和台北万华区的华西街齐名。

“文萌楼”是历时近百年的老字号娼馆,位于台北市大同区归绥街,和台北万华区华西街齐名,共同见证台湾50年来的娼妓历史兴衰。2006年12月20日,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指定“归绥街文萌楼”为市定古迹,从日据时代就是公娼馆的文萌楼,如今成为岛内第一个被列为古迹的情色场所,也是第一个被保存的性产业空间。在台北城市发展史上,是许多老台北人的共同记忆。

台湾光复后,国民政府废娼,但由于性病流行和私娼严重,被迫变相允许公娼。1956年3月,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《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》,允许性从业者执照经营。按照当时规定,年满18岁的女性,通过健康检查,并由父母亲自到警察局盖章,就可以申请公娼牌照,同时,为了避免疾病传播,政府还为公娼提供免费的定期体检。宝岛色情业正式合法化,但这一时期一般和酒楼等行业混合。

此后,岛内不少其它风月区和归绥街一样,色情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。

以当时的物价来看,一碗阳春面一块五,而出入高档的公娼馆则动辄上百元,后来更涨价到千元以上。客人多时,有的公娼一个小时就要接待十多位客人,络绎不绝的寻芳客给台湾色情行业带了滚滚财源,但公娼每接一次客人,绝大部分的收入都要缴给老鸨,最后老鸨和黑道成为公娼制度的最大获利者。所以,公娼制度虽然试图对色情行业进行规范,但还是免不了滋生黑社会、人口贩卖、毒品等其它社会问题。

因此,在实施公娼检验制度的同时,台当局还制订了一个“落日条款”,规定性交易“业主”及“娼妓”的营业牌照限量颁发,已发执照不得继承、转移,所有人死亡后,营业牌照自然消失。“落日条款”的推出正是希望岛内的各种风月场所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消亡。因此在台湾的公娼制度繁荣了半个世纪后,岛内的公娼人数逐步减少,现在已不足百人,平均年纪也超过50岁。昔日繁华的归绥街如今已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,连临街的门面也被业主改造出租。

2003年:台湾公娼正式走入历史

因为“落日条款”,岛内公娼的数量逐渐减少,但第一个提出废除公娼制度的,却是陈水扁。1997年9月,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,选择了以“强力扫黄”为诉求,浩浩荡荡扫荡所谓的色情产业,迫使数百家台北市酒店暂时关门。接着,依照挑软柿子原则,陈水扁想废除日薄西山、没人关注的台北市公娼。

陈水扁的“废娼”政策,让这个原本属于禁忌的议题,原本属于社会底层从来没有过发言权的一群人,瞬间打破沉默,一下子从被动、挨打的局面,反过来争取自己的权利,告诉大众,她们是台北市政府核准发牌的“公娼”,应有工作的权力。

经公娼自救会和当时介入协助的女工团结生产线的长期抗争,终于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,于1999年3月争得缓冲两年,2001年3月执行废娼政策。由于台北取缔娼妓的示范效应,台湾其他各县市纷纷效尤。高雄市最后一家公娼馆于2003年底关闭,台湾公娼业也正式走入历史。

公娼取消台湾私娼难以“从良”

但是,废除公娼的决议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解决色情业的问题。

在废娼政策施行后,她们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压迫与经济困顿,必须遭受警察的盘查、临检、及钓鱼恫吓与少数恶质嫖客的骚扰和暴力威胁,她们在街头与人竞逐的条件不好,相对于年轻世代,也没有可以使用电脑科技上网援交的技术能力,身上不但背负着老少两代一家子人经济依存的重担,在仅有的社区与人情基础上,维持与老顾客之间有限的性交易互动。她们既没有合法的工作权以及福利保障,更别说有什对这份性工作的期许和未来,地下化让她们只能活在阴暗的底层,守着仅有的生存条件喘息与挣扎。

台北街头的地下性工作者。

因为没有其它特长,在失去合法执照后,大多的性工作者都没能实现转行,而成为了非法流莺。实际上,台湾目前约有10多万的地下性工作者,她们也和这些公娼一样,很难寻找其他的生存方式。

大约两坪大的房间,就是私娼出卖灵肉的地方。

原本合法的公娼转为私娼,所有小姐只能在孤立的系统内,像蜘蛛网般的把生计债务压力彼此支持。其中一个小姐欠债落跑,马上牵连到原来大家互相借贷的系统,而庞大的卡债、钱庄高利贷,就像吸血鬼一样,让她们在地下化的处境,经济问题越来越大。

台湾妓女12年抗争:我要工作

1997年9月,为抗议陈水扁废娼,台北市数十名公娼,花帽蒙面上街,争取工作权,要求除罪罚,使台湾社会首次认真面对性产业复杂且牵连甚广的公共政策问题。

同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会,会长官秀琴、副会长丽君,与公娼姐妹发动200多场抗议,一路“娼影随行”追着阿扁,最后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利的原因之一。马英九继任台北市长后,依法行政复娼缓冲两年。

废娼抗争,开启了台湾妓权运动。支持公娼运动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间团体“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”,持续推动“性工作除罪化”,以及打破“性道德污名”运动。她们发动了近500场以上街头抗议活动,每逢大选、台北市长选举前,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,要求先废除“社维法”罚娼条款。

原来在角落不被看见的、被扭曲的性工作者,开始在各种公共空间,包括在对政客的抗议行动中出现。她们召开五次娼妓国际会议,把全球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讨论,将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、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、将公娼馆“文萌楼”成功转化为文化古迹。

她们的抗争,持续了12年。2009年6月15日,台湾决议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红灯区,并将性交易“除罪化”。但由于民意纷争,“红灯区”很快再次被叫停。

性交易除罪化?岛内新一轮民意交锋

对于性产业是否应该合法化,岛内舆论曾经有过多次交锋。近日,台“内政部”表态称,未来不排除将实行性交易除罪化,甚至可以探讨实行“一楼一凤”的性产业制度。消息一出,引来岛内舆论口水一片,反对者认为这会造成“全岛皆娼妓,任何地方都能卖淫”的局面。

从废娼到性工作除罪化,连“娼妓”一词也在不知不觉间改称为“性工作者”。变化已经发生,且相关的变化亦将持续下去。其实,性工性者除罪化,只算是小小的一步,后续问题不少,例如,台湾真会出现像荷兰红灯区那样的情色专区吗?且在性工作者除罪化后,“一楼一凤”对社区清静的威胁又如何防制?接踵而来的问题,在在可能在观念及实际生活上引发激烈的社会冲击。

台湾妇女团体反对设立红灯专区,反对性交易。

由于问题牵涉广泛,性交易除罪化的施行仍然步履维艰。但随着台湾社会日渐成熟,民意更加理智,未来也许会找到一条真正理想的解决途径。在一片挞伐声中,台湾性工作者们也只能期盼着,总有一天,她们距离一个平等宽容的社会更近一点。

(责编:zhoushaoga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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