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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初六晒书节

互联网 2021-04-19 18:25:18

六月初六晒书节

农历六月初六,相传为“天贶(kuàng)节”,又称“晒书节”。民间传说:宋代时有一年六月初六,上天赐给宋真宗赵恒一部天书,赵恒将天书视为珍宝,收藏起来。为了防止“天书”霉蛀,每年六月初六这一天,他都要把天书拿出来曝晒。后来读书人也在六月初六这天,将所藏的书籍、字画摊在太阳下晒,故称六月初六为“晒书节”。

晒书的方法

关于晒书,《西游记》第一百回里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:唐僧师徒被通天河的老鼋幌落入水,上岸又避过风、雾、雷、电的劫扰后,发现经包已湿,于是“太阳高照,却移经于高崖上,开包晒晾”,然而“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沾住了几卷,遂将经尾沾破了。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,晒经石上犹有字迹”。向阳的高崖成了“晒经石”,民间类似这样的传说和地方还有不少。只是,在大石上晒书,若石面粗糙不平,也往往会损伤图书。所以,晒书不能将图书胡乱堆放,应讲究一定的方法。

唐代陆龟蒙晒书有“晒书床”,他在《袭美以公斋小宴见招因代书寄之》诗中写道:“早云才破漏春阳,野客晨兴喜又忙。自与酌量煎药水,别教安置晒书床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624,中华书局,1960)这个“晒书床”到底形制如何,已不得而知,但结合图书的特殊性来看,应该是颇为讲究的,它大致就是一种木制支架或木台,晒书时将图书等置放于上。

宋司马光也颇谙晒书之法。司马光于熙宁四年(1071)居洛,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,辟以为园。其中为堂,聚书出五千卷,命之日读书堂(司马光《传家集》卷71、卷3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)。宋费衮在《司马温公读书法》一文写道:“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,文史万馀卷,而公晨夕所常阅者,虽累数十年,皆新若手未触者。常谓其子公休曰:‘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,视天气晴明日,即设案几于当日所侧群书于上,以曝其脑。”’由此司马温公的'书保存得很好,“年月虽深,终不损动”(《梁溪漫志》卷3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)。

而清代江苏藏书家孙庆增在《上善堂藏书记要曝书》中的晒书之法尤为详实:“曝书须在伏天,照柜数目挨柜晒,一柜一日。晒书用板四块,二尺阔,一丈五六尺长,高凳搁起,放日中,将书脑放上,两面翻晒。不用收起,连板台风口凉透,方可上楼。遇雨,台板连书入屋内,阁起最便。摊书板上,须要早凉。恐汗手拿书,沾有痕迹。收放人柜亦然。人柜亦须早,照柜门书单点进,不致错混。倘有该装订之书,即记出书名,以便检点收拾。曝书秋初亦可。汉唐时有曝书会,后有继其事者。余每慕之,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。”(见《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》,526页)晒书之法如此谨细,惜书之情如此真诚,着实令人钦佩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随着时代的发展,藏书条件不断改善,藏书技术不断提高,晒书(曝书)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社会渐趋消失。不过古人的晒书之举足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,现今看到一些人无意或有意地损毁图书之举,不禁让人想起宋代大哲学家邵雍所言:“虫蠢书害少,人蠧书害多。虫蠹曝已去,人蠹当如何?”(《曝书吟》,《击壤集》卷11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)在邵雍看来,虫蠹对于图书的损害比人为造成的毁损要小。但愿我们能从历史上的晒书之举中激发出更多的爱书之情,不再成为损毁图书的“人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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